“林岗：我国的投资率是否应当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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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4月12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岗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修班”上，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时间条件”讲座，本文作为讲座的复印件。 感谢林岗教授。 / S2// h /

近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大多数人将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投资率过高，要求暂时降低投资率，大幅降低的呼声很高。 那么，我们的投资率应该大幅下降吗？ 降低多少才合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的资金供给情况如何，能否为我们的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 关于国内储蓄，根据对构成国内总储蓄的住户(居民)、政府和公司3个部门未来储蓄变化情况的分析和测算，年总储蓄率为47%，比年最高值下降4.8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总储蓄率将进一步下降42%。 (林岗、王裕雄、吴崇宇、杨巨)但未来总储蓄率将下降，但仍在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 不仅比现在的美、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高出约20个百分点，也比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比阿根廷这样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高一倍。 高储蓄率，过去是我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今后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保证。

当然，作为2008年以后的反危机措施，长时间维持高投资率( 48%左右)是不可能的，但正如稍有影响的海外和国内研究机构所说，我国的投资率短期内是否应该下降到40%以下？ 1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 因为很明显没有理由把储蓄率控制在预期的储蓄率以下。 投资率过高是不可取的，但应该明白，低的投资率也会导致经济停滞的灾害。 世界经济业绩不好的国家，无论是陷入“贫困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一般都具有低投资率的特征。 相反，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国家，其特征是投资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上升，稳定在适当的水平上。

关于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联性，《钱纳里模型》( chennery and strout，1966 )做了经典的描述:在各国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投资率由低到高，由高到低。 “钱纳里模型”基于20个国家20年的数据(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数据)，得到了不同快速发展阶段的最佳投资率( 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1986 )。 利用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将时间跨度扩大到42年( 1960~1960年)，估算91个国家在不同快速发展阶段的投资率的实际值，绘制出根据人均GDP(1964年美元价格计算)变化的“鞍型曲线” 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了17个进入先进工业化阶段的发达经济体，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找到了投资率从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 我们发现，尽管各国情况差异很大，但这17个国家中12个的投资率转换发生在超过91个国家平均计算的24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上，其中美国投资率的转折点更是达到4940美元(表 如果我国从~2030年的实际gdp年均增长7.2%，顺利实现倍增目标( 2030年gdp约为年均的4倍)，那么按照1964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年我国人均gdp约为1242.1美元，2030年约为1242.1美元。 对照上述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到2030年，我国投资率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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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的分析，到2030年我国人均gdp水平，目前我国投资率的波动还处于“鞍形”曲线的上升阶段。 如果短期内强制将投资率控制在40%以下，投资诉求将严重不足，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幅下降，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合理的方法是，去除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时期的2009~年(这4年的投资率为48%左右)，将此前2003~2007年正常快速发展状态下的投资率视为明确我国未来长期投资率变动趋势的参照 据此，除42%这一正常投资率外，可以假设到年投资率还将增加1个百分点，达到43%。 我国投资率的转折点发生在上述91个国家计算的2400美元人均gdp平均水平上，如果转折点的时间是2030年，投资率将比去年增加1个百分点，达到44%。

我国投资率应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指责我国投资率过高、浪费严重、投资效率极低。 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值得商榷。 国民经济的宏观投资效率，即固定资本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可以用资本边际生产率( icor )来衡量。 2根据定义，icor越高，单位gdp增量所需的固定资本越多，也就是说投资效益越低。 用icor衡量宏观投资效率时，必须观察产业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