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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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小枫，本文为《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序言(下)，浏览(上)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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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今之变与史家之志

成龙博士的《读书笔记》的最后一章，光是题目就很刺激——《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 司马迁今天被称为历史学家，现在有多少历史学家关心中华帝国的立教大业？ 作者想重读司马迁，因为他不仅因为这个大业在时代古今的变化中迫在眉睫，而且危险的情况还在持续，但他正好不是史学科班出身。

有人说，如果司马迁时面临的古今变化与今天有实质性的不同，作者的兴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诚然，对我们来说，理解古代和现代古今变化的异同至今仍是个棘手的问题。 / S2// h /

中国学者遭遇现代古今之变初期时，梁启超( 1873- 1929 )在《新史学》( 1902 )中，以西方新派历史发展论为依托的《进化大理》，宣告我国古人对历史的理解无效。 《天下生久已，一治乱》(孟子语)说:“误解历史的真相。” 梁启超看到孟子乃至司马迁眼中的“天下”与我们今天必须理解的“天下”明显不同。 我们的古人。

我知道有局部的历史，但也不知道人类以来的整体历史。 或者一地或一时代有局，就像中国历史一样，其地位只讲本国的耳朵，不知道我在国外的现象。 (《新史学》，页13–14 )

梁启超并未补充中国以外的古代“他国的历史也是如此”。 他显然知道，将本国视野的历史作为“人类以来的整体历史”是古代的普遍现象，苛责我国古人是没有意义的。 重要的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遵循历史的“进化大理”，以杜尔科( 1727–1781 )的说法，这被称为“普遍的历史”。

梁启超的时候，中国学者还没有准确地把握住这个“进化大理”的要津。 现在的我们知道，所谓历史的“进化大理”，就是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商业文明是硬道理。 当然，这个道理不仅有不可反驳的历史唯物论基础，而且落后近40年的史实也信服地解释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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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今天，在我们询问梁任公的情况下，他眼中的这种“群众进化的现象”能否一举消除“天下”的“一治一乱”现象，或者科技–商业文明是否发达，就等于立教，我

《新史学》一文共六小节，前三节关于新史观的必要性，后三节关于旧史，先:关于正统–关于书法–关于纪年。 从文案到“论正统”，任公的笔法气势磅礴，藐视古老的史观，文风从“论正统”小节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其常规:

中国史家的谬见，很少说正统的人。 正统的人认为天下没有一天你，所以有统。 另外，他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似乎有正统。 统云者，大都被称为天所立，为民所宗。 正云者，因为危险，所以说余是伪。 几千年来，简陋的儒雅因这件事断绝，攘夷臂展眼睛，笔战舌战，支离破碎，不穷。 一句话，自己被奴隶的本性所束缚，不过是煽动子孙后代的奴隶的本性。 (《新史学》，第26页)

随后，继任公又说，简陋的儒家们对《春秋》主要大义“通三统”的理解是错误的:

通三统者，以明日之下为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种姓收入私有，而是儒教的所谓统者，其本义相反。 (同上)

直到今天，这样的发言在史学界还是很常见的，但在新儒家看来，真正简陋的儒家也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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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

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论书法”一节中，任公的文体似乎突然带有对话意义，为旧史家辩护。 主张新派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擅长中国古代史家，“以书法为独一无二的天职”和“能事”又说:“用主义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 对此，任公回答说“/h/”

书法者是本《春秋》的义，所以也有明确对错、区别善恶、操纵斧头钹权、称赞百代的人。 ……我断言地说。 如果有《春秋》的志向，可以说书法。 (《新史学》，页33 )

这句话看起来像梁任公有《春秋》之志，靠的是历史演化出的大理“明对错，别善恶”。 说到“书法”，正如我们看到的，自然依靠的是历史演化的大理“操纵斧头钹权，评论百代”。 成龙博士让我想起了司马迁的《史家笔法》，就像对任公提倡的“书法”提出了疑问一样:

立朝建立新政权，立教建立新社会和新人，定是非，立教时代到来之前的国家，实际上处于是非未定或未决的时期。 决定是非似乎很简单，选择起来并不难，但难的是决定者承担选择后的结果，杨朱行走到十字路口哭泣！ 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 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和这一历史之后的现代中国，可能会回归这两个原型。 (第9页)

确实，在“立教的时刻即将到来”之际，虽说“决定是非似乎很简单，但选择起来并不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新社会和新人”是什么，众说纷纭，更何况“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好”的意思。 于是作者尽管司马迁的笔端奠定了中华帝国形成时天下历史的宏大视野，但“周秦之变、秦汉之变、汉朝自立朝以来的诸学说，三重古今之变无不历历在目”(页167 )，和杨朱一样，“从行哭到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