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默：也谈“议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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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阮炜先生的《雅典民主的真相》(《上海书评》年10月13日)一文，对黄、阮两人的辩论只字不提，对阮先生在文中提到的议会制，我想补充几句续写的话。 阮先生坦率地说:议会制对现代民主的重要性，其重要性怎么推断都不为过，但议会不是希腊人的发明，其形成也是比20世纪早得多的选举。 议会制在中世纪对王权起着不小的制约作用，是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现在是代议制民主主义的核心。 如果没有普通选举，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 没有议会就没有民主主义。 阮先生的这句话虽然很中肯，但事实上，民国初年宋教仁捧得正同，无所事事的豪杰死的只有一瞬间，议会制在中国的高潮也只是昙花一现。

总的来说，在代议制民主的问题上，民主是古物，代议制是中世纪的新技术(特别是日耳曼林中的引领源之一)，包容性的选举更是现代的回响，远离后两者，希腊的民主主义几乎只是原始型民主主义、集会面型民主主义 毫无疑问，robert a. dahl等人的研究已经渗透了这一点。 卢梭说讨厌代议制，认为公民个人没有每人批准的法案没有多大效力，但他在试图为现实的政治实体设计制度时，也没有抛弃过代议制相关理念。 要逐步落实崇高的民主理想，使民主富有决策力和公共说服力，当然需要利用许多复杂多样的操作工具。 代议制是其中的一大端。 代议制并不完美，是许多模糊现象(例如，美国就总统及其行政部门是否是代议制的一部分而产生的多年诉讼)，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代议制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一致性( discontinuity )很少发生( discontinuity ) allanheld publishers，1983，p.144 )但是，光是集中强调、无限放大这种遗憾的缺失，还是有些呛水的。 现代国家，特别是现代大国，无论君主、共和或权威、民主，都需要依赖一定程度的代议制，我国的人大制度，学理上与西方代议制不同，但其议行一体化的规则本身也与代议理念密切相关。

我国近代以来，与其说在建设民主的轨迹上栽了跟头，不如说对早日建立完整精密的代议制抱有很多戒心(并且，从晚清郑观应开始，就有以设立议院为立国之本的论述。 【日】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东京:索书房，1984年第3印本，第69-71页)。 孙中山评价说，关于英国的政治模式，(初期)英国分离了政权，变成了三权分立，但由于政党发达，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现在，不是三权分立，而是实际上是政治。 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实行议会政治的所谓党治国的政党政治。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证明书( 1940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21-122页)。 孙中山不喜欢宋教仁支持的内阁制版本，这可以理解，但是他对议会独裁的警惕有些过分。 由他的五权分立和国民大会制度遗教建立的政治体制，长期面临着三个议会(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权责不清的痛苦。 这是明显的证据(参见笔者的“监察权也说”。 台北:《海峡评论》，刊登在年2月号上)。 特别是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目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党辅政理念当然是一个例子，但更明显的例子是孙中山晚年利用俄罗斯模式对国民党进行结构改革，由此建立的二十多年的国府体制。 严厉谴责孙中山并不厚道，但赋予议会权利也过于慎重，不公正。

任何比较过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权力结构的制度设计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且不说大权力的个别结构和平衡机制，无论宪政主义框架下不同世代之间的潜在冲突还是选举模式的千差万别，都只是行政立法机关的一个方面。 无论半总统制( semi-presidentialism )的这一切细节问题，看上去都与宏观意图无关，其实都蕴藏着机锋。 虽然社会舆论风生水起，但诸善从来不相容，不变的只是社会全方位对普遍性明天的更好期待，这种期待的落实，不是什么高谈阔论的理念之争，而是要回到最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 民主，特别是liberal democracy，应该是为了越来越理想的目的而存在的，不应该被无限放大成为形式主义的标尺，如果超过某个特定的值点，各种具体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例如，如果直接应用民主主义，ii 那样的想法是空孔的、虚无的。 如果中国想在崛起的道路上真正把握后发的特征，就需要越来越思考实际的制度问题，而不是宏大叙事相关的万种幻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