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悼念陈锦华，怀念体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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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于7月2日去世，享年87岁。 陈锦华同志在任期间，中国资本市场和公司股份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他巩固了理论认知，有力地推动了这项改革的继续进行。 几十年过去了，今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达成熟，股份制公司成为了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 作为那一年改革的见证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教授怀念已故人士，呼吁后来者继续推进中国资本市场改革。 并在文后附上2002年刘纪鹏教授的复印件，收录于他的改革论著三部曲之一《大道无形》(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出版)，详细介绍陈锦华领导的国家体改委对当时改革推荐所持的做法论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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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锦华同志逝世，不胜惋惜，历史场景、幕布再现、感慨万千。 锦华同志于1990年9月接替李鹏总理担任国家体改委员会主任，打破了总理兼体改委员会主任的惯例。 他上任时，中国的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开始艰难，进入了征兵。

股份制有企业、股票、股市三个要素。 当时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两条主线正在推进。 一条主线是孙树义(时国家体改委生产司司长，后为中财办副主任)、李小雪为代表的线(李小雪时生产司全制随所长，后为证监会副主席)，当时我妻子是副处长，我是体改委家属。 在锦华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孙李二人的具体组织下，汇聚了15个政府部门的30位同志，冒着“股份制私有化”的猛烈炮火前进，短短两年起草了股份制企业和有限企业两个定向募集企业规范意见和13个配套文件，我本人也是这一系列文件起草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 根据这两部法规，中国内地9家在香港h股上市，短短两年内出现了近6千家定向募集股份企业，这种股份制在中国生根发芽。

另一条主线是，在王岐山和周小川的支持下，以王波明为代表设立“联办”(全国证券交易联合设计事务所简称)开始设计，推动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建立，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模仿美国纳斯达克和做市商制度，北京ST 首先，将过去行政摊派的国库券改为市场化承包销售，然后在我的建议下，募集股份企业的法人股在这个系统上市，短短一年就上市了15家公司的卡。 我记得这是今天“新三板”的第一个前身“老三板”，那时卡需要部门批。 但是，证监会还没有成立。 王波明、章知方等人感到了随意的风险。 于是，我把全套股票改签标准文件带回家，交给妻子，第二天就在国家体改委员会的生产部门盖章了。 这一切都是在锦华同志的指导下，生产部门同志认真研究了30多个国家的企业法和股份制度，经过仔细思考，先行试验，果断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今后深沪交易所和北京staq系统的成立，需要监管部门的管理，在联合经营的一致意见下，刘纪鹏主笔在章文晋家“关过”了三天，章文晋的儿子章知方(现青岛新闻网总裁)无法回家， 该副本被联合经营者称为《联合经营宣言》。 我记得《经济日报》1991年7月发表的。 正是基于《联合经营宣言》，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三人向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推荐了刚从体改委副主任职位退休的刘鸿儒教委首任主席。

以上一切，无论是孙树义、李小雪的股份制企业线，还是王波明的股市线，每当遇到困难，陈锦华同志都会拍照。 因为当时的联合工作也依靠体改委系统。 当时主流观点认为，股份制和股市都是私有化的产物，许多重大照片板冲破了以前流传下来的体制束缚，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在关键决定时，锦华看到了大家等待照片板批准的焦急眼球，报告后石沉大海。 每当树义同志提到这件事，我都会热泪盈眶。 要知道在当时的背景下，创新型同志遇到这样的领导人是多么踏实幸运。

所以，大部分中国改革30多年历史的参与者，特别是大力推崇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同志自然对陈锦华同志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 正因为中国也有像锦华一样大胆负责的领导人同志，才有了今天37年的改革成果，那是很难取得的，只有完善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才会有这样山高海深一样的体会。 锦华同志这一代改革者不辱使命，把过去积累的弱小中国变成了正在富裕崛起的中国，留给现在的人，高兴地和小平一起去，向九泉安慰。

缅怀锦华，追忆今昔，改革征途，壮志未酬。 如何让当今青年深刻理解中国改革不容易成功，并因此而格外珍惜？ 我经常展开三十七年改革史的总结，思考“中国改革成功了吗？” 中国改革的成功在哪里？ ’需要很大的讨论。

我现在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资本金融学》，另一门是《企业组织与企业管理》，两门课程都讲，这是《改革做法论与做法论的改革》。

因为我多次认为，要说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东西，那就是善良、诚实、正确的做法论。 这是锦华宝贵的品质，也是我作为学者从他那里学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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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陈锦华因病于当天晚上15时5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页翻到另一页:“想念体改委”刘纪鹏(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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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体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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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鹏[/S2/]

在当前中国改革攻坚之际，我有时会怀念体改委员会。 我想写一篇表示我怀念的句子，如果最近经历了三件事的话:

(一)陈锦华写回忆录。 他在体改委员会工作期间，股份制确实是他经历的大事。 于是孙树义同志站在外面，召集大家开座谈会。 其中，在15年前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行的公司股份制改革中，体改委依托他独特的地位，不到一年就从15个部门召集了70多位同志，以《定向募集股份企业规范意见》为中心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 速度、影响之大出乎意料。 这为今后中国股份制的推行和大陆公司在香港的上市奠定了第一基础。

)最近股市持续下跌。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传言银监会和外管局以qdii尽快上市为目标。 qdii的投资方法是通过国内稍合格的金融管理企业设立专门的外汇基金，投资香港和其他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开辟香港和大陆股市的通道。 但是，由于国内外股市的价格差异，石化、电力等在大陆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放弃率很低，肯定会直接导致大陆股市下跌。 qdii是《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的9点意见》的具体复印件。 《国九条》由证监会为主，组织12个相关部委成立6个小组，执行7件大事。 但是，各部门在推进这个过程中，往往从本部门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证监会其中也涉及一点自身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所以不要像当时的体改委那样超脱，协调起来就不够有力。

)去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大面积的电力短缺和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让我们开始反思国家发改委承担的事业是否完善。 发改委一位副主任说今天发生的电力危机是因为经济发展太快，尽管如此，发改委作为主导国家宏观经济规划和电力改革的部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国家发改委没有把快速发展和计划放在首位，而是热衷于对项目、价格和资金的行政审查。 结果，“种下了别人的田地，荒废了自己的土地”。 去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马凯同志到任新国家发改委时，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我时，曾问马凯同志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马凯同志最难的工作是什么？ 我曾经回答说，马凯同志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其任中发改委越小，越改越虚。 如果发改委越来越大，越来越实际地改变，批准权力越来越大，就意味着失败。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我回答说马凯同志工作最困难的环节是说服他的同事，指导他们进行自我革命。 这个采访意外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之后，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求我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但是内疚是因为他们没有再催促，所以这个复印件至今还没写。

随着今天中国电力方面和其他领域发生的起伏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和国家发改委越来越大，批准权力越来越变，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无人触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 既然发改委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国家改革和快速发展规划和预测，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需要这样的部门，当然也让我想起了体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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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想念该体改委员会的文案，还有其他更深的理由。 首先，许多海归人士和经济学家批评资本市场的“一股独大”和“股权分置”等当初中国改革不彻底。 其实认真回顾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 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这25年来经历的风雨，对中国的改革却不规范，经常遭到彻底的谴责。 但是，我们要把“成功与不规范”联系起来并不容易。 是中国的改革有问题还是规范本身有问题？ 这确实是我们今天面对经济的问题，是想念体改委时的现实想法。 其次，中国的改革到底成功了吗？ 世界公认中国改革的成果，但很少有人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其实回顾中国改革的25年，反省不仅仅是感情上的诉求，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然，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和管理学家不同。 经济学家可能更关心改革目标的确立。 中国快速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改革之初也让人们困惑，但中国改革的成功绝不仅仅是目标的确立。 否则，就无法论证在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上，比中国更清晰、更彻底的俄罗斯和前苏东国家改革为何不如中国。

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正确的改革做法论。 我们在明确“过桥”的目标时，重要的是如何“过河”，如何建成“过河”的桥。 这座桥的形状、材质、受力、建桥的价格和时间更为重要。 这些问题在回国者和经济学家中往往看不到。

国家体改委员会成立的20年，谱写了辉煌的历史。 当时体改委员会借鉴国际规范，尊重中国实际，经常召集中外专家就中国重大改革和快速发展思路问题，吸取和总结各方面意见。 我们在考虑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时，有必要在参考西方规范的同时，尊重国情，选择事实上顺利到达对方的路径。 笔者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参加过国家体改委员会组织的三五八年计划总体设计，从90年代初开始由国家体改委员会牵头负责，也参与了组织落实的在中国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革的全过程。 回忆往事，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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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25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中，两个机构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另一个是国家体改委员会。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和“过桥”构想，都是由这两个机构组织提出和落实的。 遇到部门间的利益纠纷时，这两个机构也进行了协调。

八十年代后期，为了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国家体改委在组织专家讨论中国三五改革总体方案中，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组织了四个小组，完成了这样的思路。 还有80年代末期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杨启先同志介绍说，当时采纳了世行专家的建议，设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国有资产改革构想。 经过在实践中彷徨的13年，我们再次开始成立中国的国资委。 例如，以锦华同志为主任、刘鸿儒同志为副主任的国家体改委，组成了孙树义、傅丰祥、孙效良主导的股份制三人领导小组，顶住了当时股份制私有化的巨大压力，根据中国国情，对中国股份制的推行制定了系统的计划 另一条线是傅丰祥等同志领导的宏观部门，通过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探讨中国的银、证分离，召集中国证监会，规范中国的股票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报价系统。

在此期间，国家体改委在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计委等政府部门之间进行了大量协调工作。 当然，体改委的改革观念和系统的改革思路不仅必须首先形成，而且体改委体制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是必要的。 虽然调整一点部门的行政权力会成为障碍，但由于体改委员会的特殊地位和自身部门的利益没有，超脱的地位使其不陷入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这始终为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那时体改委的工作是光荣而困难的，也是许多有抱负的青年向往的地方。 我想在这里举两个我经历过的例子。 其一，我妻子作为马洪同志的第一位女博士，毕业后择业时，优先考虑国家体改委员会。 找到当时的孙树义司长，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女同志在体改委工作三年内不要孩子。 第二，3年内不能出国留学。 第三，不能提出住房问题。 这样苛刻的条件，一口答应了，并始终得到遵守。 其二，我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下属的“联办”工作。 我记得九二年的一天，联合副社长王波明请我吃饭。 第一个话题是“结婚几年了？ ”。 听到我“八年了”的回答后，他居然说八年没离婚了？ 由于当时的联合经营计划建设中国的证券市场，所以工作很辛苦。 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不仅是家常便饭，而且出差任务很重。 我妻子在九二年给我算账。 那一年我的出差天数是186天)。 我的回答是“我太太管理股份制，所以比我忙”。

确实，当时联合的10多位高级管理层中，没有离婚的人似乎变得奇怪了。 粗略统计，离婚率达到80%。 各家都有晦涩难懂的经，但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如果一个单位的高级管理层离婚率达到80%，那可能和他们从事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没有离婚，但到上个月为止，48岁的我还在给2岁的儿子过生日。 为了中国证券市场staq系统当时上市的法人股市场，我放弃了当时董辅佐教授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但是，我很自豪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完美地经历了中国25年的改革全过程。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了。 1986年，我有幸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同志出差，抓住重庆嘉铃和湖北二汽的公司改革试点，探讨股份制改革。 张劲夫同志是对中国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做出最重要贡献的领导人之一。 届时，他一方面要抓住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要抓住国有公司的股份制改革。 在中国国有公司股份制改革的模式中，他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 既有有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学者的意见，也充分听取像我的老师蒋一苇这样的国内经济学者的意见。 各派意见不一，总是让各种观点充分阐述其理由后再决定。 我记得在陪刚夫同志出差的列车上，以蒋一苇和宫萩铭为首的观点在当时的股份制是否设立“公司股”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劲夫同志知道海外股份制企业没有“公司股”的说法，但指出应考虑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根据国情实行阶段性的股份制改革构想。

1990年，中央财经领导集团顾问周建南看了我写的关于“企业集团和集团企业”的复印件，给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洪福友打电话，让他探讨公司集团问题。 一见到他，我看了你的复印件，同意了你提出的公司集团不是法人的观点。 你的复印件对国企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和工业组织调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时，让国家工商局接收公司集团不是法人是多么困难啊。 建南同志的渊博知识和我的文案中一点概念也不漏的引用，真的很惊讶。 本来做一个研究公司组织和企业制度的水平的学者，总觉得这个行业大家出不来。 哪个著名经济学家不研究宏观经济？ 为此悲观。 但是，建南同志的话让我坚定了把企业问题作为我一生的研究方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那种儒家风格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一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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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与其确立改革目标，不如放在改革路径选择的做法论上。 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的启动仪式上，成思危副委员长说:“他希望被称为管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他说，管理学家的任务是处理如何“过河”的问题，如何以最小的价格建桥的问题。 这话听起来很舒服。 在整个中国改革“过桥”组织的过程中，国家体改委员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样的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时总是感到困难？ 他们不仅理论严重落后于中国改革的实践，甚至难以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在笔者参加的几个经济学家论坛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克斯给波兰和俄罗斯制定的“休克疗法”稍加推崇，预言俄罗斯的改革会早于中国。 晃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史，俄罗斯的改革也走过了近15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的改革永远比俄罗斯成功，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低，进步比他们大。 当世界各国学者的专家总结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时，人们无一例外地把中国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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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改革，我们最多只能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我们通过改革的两个高风险地区——产权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不能掉以轻心，丢了工作。 从政府管理经济的组织模式来看，国家发改委还没有真正转型，怎么能成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总结中国经历的25年改革快速发展史，写一篇怀念体改委员会的文案，不仅是为了表达改革还没有成功，改革者先我行我素的情怀，表达了我们不能睡在中国改革成功的床上。 由此认为是

(一)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建立他和国家体改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那样的组织体制分不开。 小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远大目标后，这些部门进行的许多艰难的桥梁、桥梁的建设、过桥的建设设计和管理工作不能被遗忘。 科学总结了中国25年的改革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当我们今天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住在新房子里，开着私家车，25年前证明了麻酱、粉丝，必须按计划供给的贫困、落后的时代。 当我们展望未来中国改革通过产权革命、政府体制改革这一高风险地区时，不能忘记对中国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改革者和体改委。 当我们缅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流血牺牲的先烈时，也不要忘记为崛起的中国做出贡献的改革者和体改委。

)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时，必须善待改革第一线直接指挥改革战役的体改委员会等部门。 中国改革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然付出的微薄代价，这一点是今天难以理解的选择，必须给予包容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与美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对应，必须站在一边放眼。

(四)回忆过去的人和事件是为了展望未来。 在这里，我不想表达恢复国家体改委的愿望，我知道这不现实，但至少我怀念体改委，并且表达了希望发改委变革的心情。 其实熟悉马凯主任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体改出身，也曾是知名学者，改革意识和心力都很足。 中国有句俗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加上今年以来经济过热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市场化的投资体制改革环境还不成熟，发改委这条“大船”要反转还需要一个过程。 对此，人们需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