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中国怎么走向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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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必须重建对人类普遍的价值文明，而不是适合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向世界主义转变是文明大国的目标。

突然的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快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吧。 世界在呼唤“中国世纪”的到来。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中国是鸦片战争后首次来到世界舞台中心，但这个新变化的世界没有做好准备，中国自身也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的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 是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 在中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反思。

一、现代内部的野蛮性

富强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因素。 富强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高，第三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械的合理化。 文明是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是富强世俗的需要，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富强和文明是一个又一个发展的方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和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人类能够在短短的几个世纪内创造比过去所有历史总和都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和制度的价值和意义，从而 缺乏富强的现代性是虚弱贫困的宗教/道德乌托邦，缺乏文明的现代性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 富强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和精神超越两种矛盾性的追求，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现实地显现出来。

虽然各个时代都有野蛮性，并不是从现代性开始的，但是现代性在物质和技术进步极高的同时，也是野蛮的空前(不一定)绝后。 文明提供的技术手段使暴力和杀人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电影《阿凡达》中最震撼的场景是自然原始部落和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的对抗。 现代性认同人性世俗欲望无限膨胀的正当性，当今世界各种利益政治的斗争，最终都是人性中欲望的冲突。 霍布斯对现代人性的认识很冷酷，但贪婪和虚妄。 人类虚妄迅速发展到现代，莫过于此。 世界(超越神、天命、自然、道德上学)崩溃后，充满了人工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以崇高的名义进行了暴力。 现代的内在野蛮性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现代人的心中，成为现代乌托邦的内在一部分。 暴力不仅施加于人的肉体，也破坏人的灵魂。 前者比较容易感知，但柔软的强制力——一般表现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语言——作为福科所说的话语权力无处不在。 现代文明的野蛮，归根到底是心魔。 野蛮的格斗，是现代文明内部的战斗，是人性的自我格斗。 无论历史多么进步，路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心魔的斗争，是人类永恒的战争。

现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创造了30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负面景观也出现在中国。 现在，这种全球化的现代性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现代人是现世享乐主义的激励，只需要满足自己所见的欲望。 古人、中世纪人对自然和神怀有敬畏之心，生活有节制。 现代人太傲慢了，太任性了。 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人类自身。 也许是偶然的错误。 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弥赛亚的时候，都有现世有约束的神圣(或恐怖)的终结，可以知道慎重、恐惧、仰慕的心。 但是，现代人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人们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无限循环，生死轮回，永远没有尽头。 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

现代性通过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进行斗争？ 现代性是不断产生变种的野蛮流感，而且不断产生对它们的抗体。 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的各种价值和相应的社会政治建设，以及人类几千年来的人文和宗教，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比较有效的因素。 文明之所以仍然给了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就是基于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身生产机制。 历史辩证法表明，野蛮的流感能使文明产生抗体，但对抗体也不断发生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原菌。 正如加缪说的，鼠疫最终是赢不了的。 因为鼠疫在人心中。 但是人类的伟大，有着西西弗斯的精神，并与此不断斗争。 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我们应该抱有慎重的乐观或者有节制的悲观态度。

二、“好的”和“我们的”: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去年在英美出版的马丁·杰克的《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作为文明霸主统治世界。 他沿着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路，把中国看成文明共同体，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像民族国家，骨子里却是文明国家”。 杰克这个前提根据能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得到证实吗？ 以前传入中国的确实是以儒家文明为认可核心的中华帝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但是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是轴心目标建立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 随着中华帝国的流动，儒家文明也崩溃了。 文明国家基于独特的文化认同，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 上世纪初中国文明崩溃后，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存在的价值符号和文化独特之处变得模糊，什么是“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似乎还在庐山云雾中。 现代中国人应该借用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重申和对国际关系中“他人”的政治划分，获得国家和国民的自明性。 杰克的命题可能恰恰相反:现代中国表面上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但骨子里却是一个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现代中国的重建，是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还是恢复文明国家的风采？ 对普通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只是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 但是中国不同，作为曾经的枢轴文明，一旦进入世界舞台，注定要扮演大国的角色。 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实力当然非常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佩里·安德森在讨论世界历史上霸权的演变时，提出了区分统治权和霸权这两种不同的权力。 统治权( domination )是通过强力( force )的权力，霸权( hegemony )是通过共识( consent )的权力。 根据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 霸权不仅是强大的基础，也是基于文化特征( cultural ascendancy )的权力体系。 霸权的真正内涵是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也就是所谓的话语权。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如果只是经济力量，只是gdp大国，可以拥有统治权，但未必有说服其他国家的道德权威。 只有文明大国、具有语言领导权和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受到世界的尊重。 近代世界霸业史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和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并没有成为稳定世界的霸主。 其理由是，他们只有扩张力，缺少模范的现代文明，最终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长达一个世纪，这一天除了帝国为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量外，最重要的是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要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和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建设。 直到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如此:世界领先的高科技、高等教育、典范的美国价值。 这些文明模式随着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被输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民族是个别的，只有特殊的文化，但文明国家很普遍，无论用什么力量(军事力量、金融力量、经济力量)领导世界，实力背后都有普遍的文明。 在近代德语中，文明( zivilisation )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本质，文化( kultur )强调民族间的差异和民族特征。 文明的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和哲学。 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文化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特定民族和民族创造的价值。 文化是特殊的，只能适合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文明一定会超越个别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适合全人类的普遍价值，是从轴心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世界各种宗教和哲学，具有这种普遍的特征。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在意“什么好”，文化在意“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只是为了区分“我们”和“其他人”，实现对“我们”的认识，处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去哪里。 但是文明不同，文明必须从超越的视野出发——自然、神、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的”不仅对“我们”好，对“他们”也一样普遍好，对全人类都好

中国的目标不是仅仅构建民族国家，而是重建对世界事务有巨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做所为都必须以普遍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中对普遍文明有自己的理解。 这种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是用“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的惯用语来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说明自己的合理性。 现代中国的一点国家主义者关心的只有“我们”和“其他人”的不同，只考虑如何用“中国”价值代替“好”价值，只要是“中国”，价值上一定是“好”的。 这种封闭的“区分敌我论”并不构成比较有效的价值合法性。 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无法推论出“好”和“想要”的价值。 中国这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必须重建对人类普遍的价值文明，而不是适合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 对于中国的“好”价值，特别是涉及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是全人类普遍的“好”。 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不是重视中国的特殊价值和利益，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上。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化为与普遍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是文明大国的目标。

在文明和文化的关系上，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个极端的倾向。 一种是原教旨主义者主张的“普遍价值论”，认为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路。 那是西方所代表的普遍现代化道路。 另一种是国家主义者所持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国情和文化差异，各有价值，不同文化之间不能签订条约，不存在为不同文化和民族共享的普遍文明。 原教旨主义视西方为文明的普遍模式，这种黑格尔式的文明快速发展的元论被柯耶夫批判的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同质化普遍的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化和丰富性将被这种同质化的一元文明彻底破坏。 文明确实存在，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确定了对两种普遍文明的解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二元式“以前流传的现代和”解体的框架中，将普遍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模仿的文明，另一种是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思想界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确实支配着中国人天真的心。 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现代性”思维的兴起，普遍文明的内涵发生了内在的转变。 西方和东方一样，是众多特殊文明之一，所谓普遍文明是各种特殊文明中共有的重叠部分，是人类实现和平共处与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价值。 泛在文明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静态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越来越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在不断重构的过程中。 普惠文明是动态的、历史的，边界模糊，不是可以任意解释和发挥的。 神和天命等超越世界崩溃后，泛在文明有着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人类制度上的守护，是人类尊严所需的自由平等的捍卫。 这些都写入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基本公约，为许多国家所承认，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这种意义上的泛在文明，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泛在文明，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者多次重复的文化相对主义有着重要的不同。 文化多元主义承认不同文化之间存在质的差异，但在相互理解的同时，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获得共约性，如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谐等，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价值。 只是这些价值之间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最重要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选择。 但是，文化相对主义不同，顽固地多次不同的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价值标准，文化之间不存在可以共享的文明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好的”价值。 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与普遍文明共存，但文化相对主义只会导致封闭狭隘的“中国特殊论”。 正如中国文化确实是特殊的，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样，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伟大的轴心文明，特殊之中含有丰富的普遍性，含有可以与人类其他文化共享的普遍文明。 “中国特殊论”似乎政治正确，但将文明降低到文化水平，极大地矮化了中国文明，不是中国的福音。

三、富强背后的国家理性[/s2/]

当中国国家主义者多次“中国特殊论”，拒绝在文明价值上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和参照，走中国式的替代现代性道路时，他们所谓的现代性公共标准只剩下一个。 那就是所谓的国家富强。 每个国家的现代性都在文明价值方面各行其是，在可以衡量的国家实力方面只有现代性具有可量化的可比性。 谁有实力？ 谁能称霸武力，谁就最能现代化。 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主义是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国家富强重要还是文明建设更重要？ 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杨度、孙中山，到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激烈的争论。 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两个理性的冲突。 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迅速发展传来了两种不同的理性: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自由和解放上。 国家理性根据梅尼克的分解，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家作为有机的个人，它就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生存迅速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个目的不惜一切手段。 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国家主权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神意志，因此传入英法最早利用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之前，19世纪兴起了德国的历史主义狂潮。 在普遍自然法之前被判定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没有普遍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力成为了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了超道德的利维坦。 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和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所谓国家和国民的同一性。 国家摆脱了超越世界的普遍规则，成为了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民主制的周期性选举授权。 国家本身有其存在、迅速发展的理由，其理由是公共福利。 一旦国家获得自主性，拥有最高主权的形式，就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力就像恶魔一样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梅尼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中观察到，霍布斯的国家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产生将自我利益、分散的个体聚集在一起的社会纽带。 一种更高的道德和思想价值必须附加在国家理性上，所以德国的黑格尔主义在历史主义目的论的论证中，赋予了国家最高的善。 欧洲有两种国家理论:第一，从商店学派到基督教自然法体系，塑造了理性主义的国家，到了17世纪，自然法的价值不再来自自然和天堂，开始从人类的自然权利解释国家的存在理由。 第二，马基雅维利主义兴起的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本身是集体人格，不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有自己的存在理由。 理性主义国家和现实主义国家(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裂痕，霍布斯是处理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义。 到卢梭那里，其公共意志的思想促使国家获得现代神学政治形式，最后试图将两者调和的是黑格尔。 英国功利主义政治来到德国，演化成神秘主义神学政治。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需要在历史中逐步展现，需要国家这样的权力作为支配人类生活的载体。 但手段成为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国家权力的道德表现。 国家理性获得了伟大的道德尊严。 这种自我道德正当化的国家理性比霍布斯世俗主义的国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也是德国从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走向民粹主义运动的法西斯主义。 国家主义不需要魔化，但法西斯主义一定需要国家的自我魔化。

与梅内克一生相关的问题是国家理性中的道德和权力之争。 近代德国思想史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走向价值虚无的国家主义，最后产生了法西斯怪物，晚年的他写了《德国的惨祸》，思考如何抑制国家理性内部权力的扩张。 作为历史主义大家，他没有回归普遍的启蒙理性，而是从18世纪德国早期现代的古典人文主义(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中寻求德意志民族独特的道德价值，用今天的说法，如何奠定了国家文明的基础。

现代德国悲剧历史给人类留下的重大教训是，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如果自身发展迅速，就会将民族拖入无底的深渊。 国家理性和启蒙理性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国家理性和启蒙理性各有内在价值，不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但必须警惕国家理性以文明的名义扩张权力。 问题是，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慎重道德的大致国家理性？ 国家理性的正当性是什么？

无论什么样的理性和主义，其本身都有其内在的多样性。 真正的历史罪是化学反应，单一主义不分好坏，和谁结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甘阳提出了“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并不错。 问题太模糊了，“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以前传下来的，社会主义以前传来的，还是西方现代性以前传来的，无论是内涵非常多、复杂、具有丰富两种模糊性的以前传来的。 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好好整理“三统”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派提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思想大论战。

如何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 中国想要什么样的文明国家？ 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应该交出文明的答卷。

作者是上海高校城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