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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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因病于年4月15日15时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罗长生前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信息运营商之一，长期追随周恩来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对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分担对局业务。 他是周恩来临终时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门负责人，也是周恩来葬礼工作的首要负责人之一。 据说罗长的家人将于年4月21日上午9点在八宝山殡仪馆的大礼堂举行告别仪式。

罗长( 1918-)

文革期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罗青长等组成调查组，按年月，认真调查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详细审查资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提出有力的五个反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 罗长也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呼吁。 此时，陈云同志登高喊道，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也不浮。 由于罗青长的事业更具势力，经过各方面的事业，潘汉年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作为亲身体验者客观地回顾了事件的始末。

本文摘自《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一期。

潘汉年冤狱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信息战线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士兵、领导者和值得尊敬的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们党的历史性悲剧。 必须历史地分解这个。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冈、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重大事件。 这件事给毛主席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毛主席过去很信任高冈。 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之地和出发点。 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已经牺牲了，所以高冈贪天功是自己的，居功骄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在苏联在东北建立独立王国。 毛主席对此非常生气。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批评高涨，揭露了允许分裂党的罪行的活动，通过了《加强党的团结决议》，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 但是高冈拒绝了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与党和人民断绝。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党籍。 在讨论中，与一些高一点、受过原谅或高一点的利益相关者在会议上进行了自我批评，说明了自己的一点问题。 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说高级干部本人如果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没有说明，就要积极向中央明确。 在会议上没有时间或者不能在会议上发言的情况下，可以在会议后再考虑一下，再写资料。 现在，明确说明问题，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特别是那些通晓外国的问题，必须向党说明。 否则，罪有应得。 当时党内政治的气氛很紧张。

在此背景下，潘汉年向华东小组组长陈毅讲述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夹在中间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同时将所写材料交给陈毅。 陈毅觉得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直接把材料转给毛主席，毛主席挥了大钱，指示这个人以后不靠谱。 另一方面，当时审查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方面略有问题，不仅涉及漱石，也涉及潘汉年。 那时，我们国家内部的肃反事业才刚刚开始，潘汉年因为过去长期从事对敌的隐蔽斗争，经验多而庞杂，是党的高级干部。 这两件事被怀疑是内奸的原因。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

这不是任何一个身体的事件。 有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但其实不然。 当时江青没有那个地位。 关于康生，他当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回到中央。 江、康插手潘事件也是接下来的事。 所以潘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还是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其实，毛主席过去曾称赞潘汉年，30年代潘汉年在福建十九路军与广东陈济棠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中，毛主席都参与了领导人或直接领导人。 延安时期发回潘汉年的电报，毛主席看过。 潘汉年进行的一些重要事业，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信息、反敌伪事业、统一战线事业的开展等，在中央家喻户晓。 毛主席多次赞扬上海的信息事业。 七大时，毛主席曾表彰上海的地下事业，并对刘晓、潘汉年表示赞赏。 进入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事业时，讨论在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 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 因此，第一是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推断造成了这个冤屈。

1951年6月，潘汉年在上海人民政府人民检察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潘事件发生后，反映了很多事情，情报部门发生了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说压力很大。 当时，信息部、公安部、监察部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 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共同召开大会，周总理出席并发表演说。 他首先谈到依赖人民，依赖群众。 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相同，都是和敌人，和坏人战斗。 必须相信绝大多数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极少数。 不管是公安还是情报。 监察也必须相信绝对多数的人是好人。 必须依靠绝对多数的好人和极少数的坏人进行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他还谈到了潘汉年事件，周总理要求大家不要紧张。 潘汉年的事件，你们在紧张什么？ 我和潘汉年交往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不紧张。 你们在紧张什么？ 当时的周总理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第一是稳定大家的感情。

当时，他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到潘汉年1939年至1948年的来往电报，报告了许多事件在中央广为人知。 周总理请我向李克农说，组织小组，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往来文电的有关文件，并做审查报告。 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担任组长。 我们三个体检查了1939年3月至1948年8月的潘汉年和中央往来电报及相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看潘汉年是怎么报告的，中央是怎么指示的，做了三个月。 资料显示，当时在潘汉年开展的事业，进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是知道的，文件上有记载。 而且当时采取了革命性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完全允许。 中央对他的事业也是肯定的。 经审查，李克农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撰写了正式报告。 报告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 这些疑点的问题，后来都清楚了。 当时提出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衬托，既然是考核，就不得不说疑点。

其次，提出了有力的五个反证: (1)中央有坚持进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间谍进行信息事业的指示。 (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雕刻户根木和小泉正式报到。 (3)潘汉年提供了决定信息: (1)关于德国攻击苏联时间的准确信息，报告称1941年6月13日苏联战争一触即发，延安6月20日收到。 (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是南进还是北进的信息。 (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信息。 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战术信息，受到中央好评。 (四)组织机密在上海解放之前未被泄露。 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 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一次武装暴动，解放上海。 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做。 毛主席也开始同意这个决定。 但是两天后，心神不宁，召集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 他说上海的工作不错，内外合在一起，可以占领上海。 占领后怎么办？ 根据当时的情况，上海周边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不能来。 即使占领了上海，今后也必须退出。 大革命时期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是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 毛主席及时向上海发电报，说服大家停止武装起义。 这个决定，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潘汉年是当时上海行动委员会的第一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后潘汉年都知道，但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 如果信息泄露了，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没在网上被打吗？ 潘汉年管理着几个秘密电台，知道多个秘密，但什么也没发生，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 虽然说上海二六轰炸是利用国民党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信息，但陈云说，它至少无视常识。 国民党在上海统治了好几年，你连杨树浦电厂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就把目标指向他吗！ (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在当时还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毛主席，周总理知道。 李克农的报告合理、有根据、非常有力，结论潘汉年有疑点，但基于大量文件中反映的事实，请中央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行，这个事实上的报告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提出重新研究面包事件时，这份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了潘汉年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 中纪委领导说，李克农当时写这样的报告是要冒风险的，不容易。

潘汉年平反，陈云登高呼唤重要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方针，平反了许多冤案，潘汉年案的讨论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中纪委对潘事件进行了全面审查。 当时担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查阅了相关资料。 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与国民党接触的有王明、康生、我三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人。 再不说话，谁也不知道。 陈云还说我必须做手术，不知道结果为什么，我相信潘汉年一定会平的。

当时党内有人认为其他人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第一是抓住潘汉年会见汪精卫。 其实中央进入1935年，抽调出来，执行了革命两面政策的决定。 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业务，均向中央请示报告。 汪精卫看到事情突然夹在李士群、胡均鹤中间发生，当时已经无法诡辩。 这次会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说的也不过是对应的话，今后也没有进一步的接触。 会见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当然，由于很多原因，他长时间无法向中央解释清楚，有错误。 经过认真仔细的审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下发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冤案是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 邓小平说，党的历史上犯了右错，也犯了左错，但左错对党的危害更大。 后代可能不太明白邓小平这个故事的意义。 其实这不是随便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都有亲身体验。

1995年3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