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国最初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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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和传教

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和德国的早期交往中，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提出的一点点的思想和结论，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对儒家学说的理解，不仅决定了西方人的认知，也决定了中国人的认知。 因此，我们回顾早期传教士推进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德国人的民族性对中国有影响力，特别是德国人的形而上学思维习性、精湛的技术特点、认真的态度和作风，这一公认的民族性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的技术和思想。 当然，德国在20世纪的中国有着新的强权形象，但最值得研究的是中德两大民族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早期接触。 中国和英国的早期接触是贸易引起的，鸦片战争后，通商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文化接触中，英国的作用很小，意大利、法国、德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传教活动带来的。

中国在认识西方立场方面，两个主题很重要: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 中国和英语民族的接触始于通商，首要接触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 例如，广州十三行各通商国的国旗，美国是花旗国，英国是红毛国，当然也有德语民族的旗帜。 例如，双鹰国是奥地利，单鹰国是普鲁士，但这些后来都不是所谓的德国。 在粤海关通商之前，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民族已经开始与中国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起着首要作用的是耶稣会传教士。 虽然普鲁士与中国的贸易交流非常有限，但德国17世纪的基尔歇尔、莱布尼茨等关注中国的思想家有很多。

基尔谢尔和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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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歇尔像

基尔希尔的影响不亚于利马洞。 在19世纪，西方已经形成了汉学。 追溯西方汉学的起源，我们不说马可&bull的波罗( marcopolo，1254-1324 )说:“马可&bull； 《波罗游记》还不是直接谈论学问。 我们追认利玛窦( mateoricci，1552-1610 )为第一位汉学家。 由于利玛窦的众多想法和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今天也在讨论中。 但是，17世纪欧洲人公认的汉学家还不是意大利人利马洞，而是德国黑森人耶稣会士基尔歇尔( athanasiuskircher，1601-1680 )，根据来自利马洞的新闻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 基尔希尔没去过中国。 他去的最东边是马耳他。 他完全使用了文艺复兴的研究方法，通过文案材料了解了文明。 基尔歇尔通过利玛窦、龙华民( 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 )以及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发给罗马的资料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图说》( chinaillustrate，1667 )，带来了很多影响力。

基尔歇尔知识渊博，被称为最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 the last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 )，基尔歇尔不仅创立了汉学，此前还创立了埃及学和波斯学，研究了许多其他学说。 利玛窦的知识面不如基尔歇尔。 罗马需要更深的学者。 这就是德国人基尔歇尔。 基尔谢尔研究后提出，中国人种从近东移动到中东，从中东移动到印度、中国，当时人类最文明的一族向东移动，到达中国。 中国恰当地保留了人类的古代文明，但是他们有点忘记了自己的宗教。 他推测，伏羲是犹太经典雅培的后代，中国人和犹太人同宗。 很明显，后来流行的埃及、伊拉克、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学说，都起源于基尔歇尔。 莱布尼茨受这个结论的影响，提出了优秀文明只是在欧亚大陆两端迅速发展的观点。 基尔希尔将中国人和《圣经》民族联系起来，融合实证知识和神学知识，寻找中国文化的起源。 这个学说在16-18世纪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学问。 被称为索隐法( figurism )。

此外，还有基尔歇尔研究和推进中国的年代学( chronology )。 在维科( giambattistavico，1668-1744 )的《新科学》以前，欧洲人相信年代的历史是旧约&bull。 创世记》中，从亚当、夏娃推算，经过挪亚、闪、含、雅弗，到犹太国王大卫，只有5500多年的人类历史。 除了利玛窦的发现，基尔歇尔的研究之外，华耶稣会士的持续报告还确认了中国人的纪年始于4000年前。 因此，后来的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既然在4000年有明确记载的文明史，那么虞、夏、商、周以前的历史，从轩辕、伏羲，突破了犹太人的圣经年代学，在埃及、地中海、墨西哥、印度等文明古国， 因为。 维科的“新科学”开始使用新的年代学知识，奠定了世界的历史。

基尔夏认为中华文明与埃及有关，从中国和埃及的象形复制体系进行了论证。 他是中华文明灿烂、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礼仪之邦、儒家治国、理性主义&hellip； &hellip； ，今天的中国人用来赞美自己的这些词，当初是利马洞、基尔歇尔提出的。 这些中华文明的定性评价，首先不管是对是坏，反正至今仍很流行。 对基尔歇尔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对中国人种西来说，在19、20世纪的中国非常流行。 研究国学、经学、汉学的学者很重视章太炎先生的意见。 太炎先生曾经相信中国文化的西边，在《意大利语》中认为造字的仓颉先生是伊拉克人。 安生、李济开创的中国考古学，也曾拥有西方。 他们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一直向西走。 不巧的是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越考东南地区的文明越早，几乎必须否定西方。 但是，在最近四川三星级考古发现之后，学者还在推测中华文明是否来自西方。 中华文化是否向西来，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的源头在德国学者基尔歇尔。

德国万能学者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也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解释。 德国汉诺威大学莱布尼茨研究所教授李文潮所做的报告显示，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相遇，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积极的信息表达和相互学习。 1708年，法国人讨论中国礼仪，为了理论问题来德国教莱布尼茨，把利玛窦、龙华民的著作，一下子寄给了他研究。 博雅骄傲的法国人，即使遇到哲学和神学的问题，也必须向认真的德国人咨询。 莱布尼茨根据龙华民、利马洞的资料，他自己还找了从中国回到欧洲的闵明我，和在北京的白晋进行了通信。 研究之后，莱布尼茨认为中西方文明是欧亚大陆两端人类的精华，应该相互学习。 欧洲不仅应该派遣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中国也应该派遣儒教传教士到欧洲。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孔子学院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的实践。

莱布尼茨还得出了另一个重要结论，认为中国的儒家不是普通的宗教，而是自然神学。 莱布尼茨不是无神论者，他相信自然神学，认为自然神中记载得最好的是宋明理学。 莱布尼茨认为世界上只有儒教是理性的信仰，他们在4000年前崇拜纯洁的神。 莱布尼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他的动因包含着善意，他的结论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其道理。 而且萨义德的东方学认为，东方和西方的相互解释是不可能的。 因为，东西方文化的相遇，本质上只看一次，捏造，想象，妖魔化对方。 赛义德以后的后殖民理论是片面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问题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但两者都不是事实。 事实上，德国人基尔歇尔·莱布尼茨与中国相遇的例子证明了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学习、融通。 同时，17、18世纪的德国学者正在认真研究中国。 我不是在捏造中国。 虽然他们的研究有限制，但不能说态度有问题。

邓玉函和汤若望

另一位耶稣会士邓玉函( jeanterrenz，1576-1630 )对早期中德交流很有价值。 邓玉函是现代德国的康斯坦茨人，当时属于后来的瑞士。 这个人今天很少被提及，但当时他和基尔歇尔一样是大学者。 邓函是罗马灵采学院的院士，排名第六，在伽利略之后。 邓玉函和伽利略是好朋友，伽利略用望远镜寻找上帝，所以和罗马天主教有分歧。 由于经纪人不足，无法表达信息，梵蒂冈宗教法院将伽利略定罪。 研究科学的学者们相信，如果邓玉函不来中国，留在罗马，伽利略可能不会被定罪，欧洲科学史可能不是后来的样子。 1618年，45岁的邓玉函来华。 欧洲必须派遣当时最好的学者到中国，拿伽利略的望远镜和格雷戈里的历法体系等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与中华文明进行比较。

汤若望画像

与邓玉函坐船来到中国的，是比他更有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bell，1592-1666 )，汤若望出身于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 徐光启从澳门引进邓玉函、汤若望，他们把望远镜、火炮、水利、数学、历法等先进技术从欧洲引进中国。 汤若望逃过明清之际的战火，以“西洋新历”重新进入清朝宫廷，顺治的小皇帝依靠马法(祖父)，这一点为中国人所熟知。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功绩是，即使哥白尼学说在欧洲尚未普及，他也已经将日心说理论引入了中国。 据说耶稣会士的天文学没有介绍革命性的哥白尼体系，而是介绍了落后的托勒密体系。 事实上，汤若望早就介绍了日心说，但在制定日历时，日心说没有用，只能用于以前流传的第谷体系。 嘉学派的大学者钱大昕、阮元读过哥白尼的理论。 钱大昕修订了《地球图说》，阮元编纂了《域人传》，知道日心是怎么理解的，这是另一回事。 总之，德国学者与中国文化的早期相遇，对欧洲和中国思想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今天这些思想结论中有不少需要修正的地方，但中德早期交往中的文化接触很有意义。

作为强权国家的德国

中德之间早期的文化相遇( encounter of cultures )在19世纪以后转变为权力相遇( encounter of powers )，转折点可以设定在1871年。 中国变法思想家王韬( 1828-1897 )在欧洲旅行后，于1871年出版了《普法战争纪》，发现了重要的强权国家德国。 德国在普法战争后迅速崛起为民族国家，追赶英视俄罗斯的超美，震惊了东亚各民族。 《普法战纪》出版后，日本人的反应比中国人强烈，在日本的印刷数量远远大于中国。 日本人教师法德国的成功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对德国的认识。 于是，德国在中国人心中树立了民族国家的强权形象。

近代中国人有太强的功利主义，哪个国家能强大，不管是错误还是正确，都会有人学习。 我们从师英、师法，转移到师美、师德，最后到师日、师露。 于是，早期德国传教士、哲学家和中国的文化交流经验逐渐搁置，没有了其温文尔雅、切磋学问的局面。 在20世纪里，我们热衷于学习德国的训练法、克虏伯大炮、坦克战略等，国共内战时，双方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 我们忘记了学习德国文化可能更重要。 中国一直集中于向德国学习军事、政治，但今天需要回顾思考，德国和中国早期文化接触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可能会更精彩。 德国作为民族国家，曾经追求强权，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中国对德国的兴趣，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不是追逐强权，而是要回到早期文化交流的时代，集中于文明对话、思想交流。 这样，中德双方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众都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