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谈严刑峻法：日本军管政府统治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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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李光耀今天凌晨病逝，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至今仍是新加坡立国之本。 可以使新的城邦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华人世界典范”，严刑峻法无疑是李光耀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他最受争议的部分。

说到新加坡的刑罚，鞭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加坡的鞭刑来源于英国和英属印度，鞭长1.2米，粗1.3厘米。 行刑前，刑鞭在清水里泡一晚上，使其充分吸水，增加柔软性，鞭打后肉会绽放。

尽管多个国际组织要求新加坡政府废除鞭刑，但新加坡政府坚决支持鞭刑，同时适用罪有所增加。 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只限于刑法中涉嫌造成人民身心严重伤害罪，包括重伤害、抢劫、强奸、贿赂等罪。 但是，李光耀在1966年发表了《破坏法》，甚至街头涂鸦也被纳入鞭刑罪。 据报道，新加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男性罪犯被判处鞭刑。

李光耀的严刑峻法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在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李光耀明确表示:“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有机会看清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人的动机和冲动。”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法是，不需要通过文明行为来伪装，让你不寒而栗。 严惩几乎灭绝犯罪活动……也有人主张罪犯的对待和惩罚应该宽大。 有人主张惩罚不能减少犯罪。 我从没相信过这一套。 这不符合战前、日本时期、战后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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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虽然在日本统治下的新加坡只住了三个月，但显然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下是李光耀回忆录原文

(摘自《风雨独立路》第7章《日治时期的教育》)

日治时代的3年6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给了我清晰地看到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人的动机和冲动的机会。 没有这个经验，就不可能知道政府的作用，也不可能是权力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我在残酷的占领军面前，目睹了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崩溃。 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外，所有人都服从命令。 大多数人都恨他们，但大家都知道惹不起他们，必须调整适应。 应对慢的人和不愿意接受新主人的人运气不好。 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减少，地位也下降了。 马上看到风向，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的大灾难中发财了。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法是，不需要通过文明行为来伪装，让你不寒而栗。 严惩几乎灭绝犯罪活动。 1944年下半年以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着的情况下，晚上不关门，犯罪率之低令人吃惊。 家家户户都有户主，每十户就有一名甲长。 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到天亮。 他们有棍棒，不过是作风。 因为惩罚太重了，所以不能报告犯罪事件。 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宽大。 我们认为减少处罚并不能减少犯罪。 我从没相信过这一套。 这不符合战前、日治时期、战后我的经验。

经过最初的震动和这次紧张经历，我意识到.生活不能像往常一样生活。 人们吃饭、吃药还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钢笔、墨水、纸等日用品。 当时刀具也很难得到，变得很贵重，只能把钝了的东西在玻璃杯的内缘磨了之后再使用。 香烟比日本的纸币更有价值。 一点专业技术就没那么多用了，赚的钱也少，商业活动也不多。 罪犯在军法下受审，英国法律培训的律师没用，生意少，会计行业瘫痪。 但是，人们仍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没有找到。 尽管缺乏药物和麻醉药，医生和牙医还是发财了。

在日治时代的头十个月，我经常看到日军命令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俘带到市区，进行货物装卸等工作。 战俘们偷偷进入咖啡店寻找食物，店主和主妇把面包、罐头、粮食和钱送给他们。 中国人非常同情他们。 他们太瘦了，拘留使他们身体衰弱，他们的军上衣和短裤破烂不堪。 到1942年底，战俘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后几乎灭绝。 据信他们被送往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担任劳动。 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们再次露面，只剩下书包的骨头，强调了一根肋骨。 他们在缅甸修建铁路做苦工。 有些身体只缠着害羞，露出髋骨，到处都是溃疡和疤痕，特别是手脚。 当时粮食短缺，还不能让他们吃饱。 他们遭受的酷刑比二战期间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俘还要严重。

我相信日军是残酷的性格，虐待俘虏是因为我们鄙视投降的英军和澳大利亚军，不像日军那样不屈不挠。

他们必须建立平民、士兵和学生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的神圣目的，接受天皇上帝意识的制度。 每次举行纪念和庆祝活动，新闻部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出席在国泰大楼天台举行的集会，并聆听最高官员宣读天皇的敕令:

根据日本祖先天照大神的命令，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将永远由女神的子孙天皇统治。 国家繁荣，天皇统治下的人民繁荣，天长地久。 这是上苍的意图。 “

比新的所有者更傲慢

日本人雇了一些亚洲人，他们的表现比新主人还傲慢。 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队的锡克教徒，有650人，既有警察也有普通警察。 他们是英国人从旁遮普招募的，彪形大汉，马来、香港、上海的英国租界也聘用他们当警察。 他们在森路平民集中营担任守卫时，没有人不知道凶恶自欺欺人的恶行。 进入市场被拘留的英国女性也说被他们凌辱。 打平民，他们是警察中最凶恶的。 战后，这些警察全部被解雇，被送回印度，但之后不再从旁遮普招募警察。 警察部队现有的所有裹围巾的锡克教徒都出生在新马，是在当地招募的。

将行政和管理语言从英语改为日语，对老年人非常不利。 他们学日语没那么简单。 会说日语的人就像从台湾来的中国人一样便宜。 他们中有些人在日本治疗之前来到新加坡，其余的则是和日军一起来的。 当地的年轻人也为了找工作，多少学习了一些日语。 很多人有骨气，不与敌人合作，只是呆呆地生活，想尽量献身于敌人。 即使暗中反抗，也只有少数人敢反抗。

聪明人和投机者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博得日本人的欢心，为日本人而动。 他们向日本人提供工人、原料、信息、女性、烧酒、美食，捞得盆满钵满。 承包商很幸运。 日本人需要向他们提供必需品。 建筑承包商也一样。 但是，最富裕的是拿到驾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开赌场的人，物资匮乏，人民低落，英军三两年内赶走日本人，届时很多人可能会死。 在这种气氛中赌博是最好的鸦片。 很多人去赌场碰运气，输了财产的很多人来参观，消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