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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考古先行 北京迎来“大发现”时期 “考古先行”原则确立后催生一批

来源:陕西时报网作者:李子光更新时间:2020-11-06 01:52:01 阅读:

本篇文章6129字,读完约15分钟

今年夏天,清华大学新土木工程大楼工地出土了近100座坟墓。北京文艺学院邀请清华师生参观考古遗址,参与公共考古。图片由北京文化研究所提供2015年6月,圆明园首个公共考古遗址向公众开放。2014年11月,考古学家在大兴鱼发镇用洛阳铲发掘文物。A12-a13版摄影(签名除外)/新京报记者蒲风2017年12月,圆明园紫壁山宅遗址。2014年11月,延庆大庄客矿冶遗址群发现工匠住宅遗存。当孙萌第一次到达通州鹿城镇古城村时,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寻找一个道路城市。

(要闻)考古先行 北京迎来“大发现”时期 “考古先行”原则确立后催生一批

这座古城的名字从汉朝的编年史上流传下来。西汉称卢希安郡,东汉称卢希安郡,今称鹿城。它在北京东部兴盛了近两千年,清朝时依然存在,后来在地球上消失了。2016年2月,北京市分中心建设提前启动,通州鹿城镇出土一座砖墓。这个角落揭开了卢希安县老城的盖子。

当时,一个关键的谜团还没有解开。卢希安县的城墙在哪里?只有确定了城墙的位置,才能找到完整的城址,才能在这个县城恢复汉朝。

近年来,随着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等重大项目的实施和城市建设的推进,本着“考古第一”的原则,卢希安县老城等重量级考古发现在京诞生。

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孙萌和他的同事们赶到了整个城市的考古遗址,更多的北京历史细节出现在他们手中。

故城卢希安县和数千座坟墓被重游

当孙萌第一次进入通州鹿城镇时,他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所感动。

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遗址摆在我们面前,2000多名考古工作者和工人穿着印有“北京考古”字样的工作服在辛勤劳动。探险者用洛阳铲在地下搜寻,挖掘者手持铁锹从泥土中清除文物。

那是2016年7月,北京市分中心的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5个月,陆续发现了数千座墓葬。从战国到明清,大部分都在汉朝,尤其是东汉。它们是用青砖建造的,墓中散落着大量的陶器、青铜、铁器、铅和骨头等遗物。

一些出土物品考古学家从未见过。比如骨血管中的一套计数芯片分为长短两种,每根计数棒两端对齐。这是北京首次出土计数芯片。

当时当务之急是找到卢希安县旧城的城墙——北墙已经找到,但东西南墙仍深埋地下。

据文献记载,通州自西汉初就设立卢希安郡,东汉以后改称卢希安郡。清朝的时候古城遗址还存在,叫古城村。

根据北京当地考古的规律,这个名叫“古城”的地方很可能有古城遗址。如今鹿城镇的古城村很可能是卢希安古城的所在地。考古发现很快证实了这一推测。就在城市副中心规划的行政办公区,重游卢希安县古城遗址和千墓冢。

只有确定古城的范围和保存状态,才能判断其历史价值,决定是搬迁保护还是保留在原址。这涉及到城市分中心的建设规划是否需要调整。

担心遗漏了遗址的细节,北京文物局制定了一个“苛刻”的要求——每一个用铲子挖掘出来的泥土都要详细分析记录。

分中心的建设为场地让路

城市分中心的建设正在按照时间表进行,留给考古的时间很少。

出土的北城城墙有600多米长。孙萌和他的同事发现这种墙结构主要是夯土。他们以夯土为标准,向四面八方寻找另外三面墙。然后依次出土东城墙和南城墙,在最后发现的西城城墙上加上最后一块拼图,完整的卢希安县老城浮出水面。

接下来的工作揭示了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卢希安县古城由城墙遗址、护城河、城内遗址和城外遗址组成。明清、辽金、汉代的道路重叠。城外发现大量汉代沟渠、道路、房屋、火炉、灰坑、瓮棺,出土青铜钹、陶罐、陶豆、铜钱等遗物,以及周围数千座墓葬。

复杂的历史时期和相当数量的出土文物,造就了建筑纵横交错、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

在城外16000平方米的区域内,孙萌和他的同事发现了100多口汉代水井,城外的废墟中出土了6种碳化的农作物种子,证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繁荣的地方。如果完全保存和研究,将是中国第一个汉代县城的具体发掘案例,人们可以在一个小镇上看到汉代。

“汉代城市遗址与周围的大量墓葬同时出土。这是北京考古第一次。”孙萌当时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专门从事城市遗址考古。

与此同时,由另一位考古学家张志勇带领的团队也在北京南部的大兴国际机场遗址发现了一组墓葬。新机场考古始于2015年,他们的时间更紧迫。机场计划2018年完成主体工程,2019年投入使用。

很多考古项目开工的时候,周边建设项目的奠基时间往往已经确定,考古一直在倒计时中进行。有时候为了加快进度,在同一个工地上,这边还在进行考古勘探,那边的建设项目已经在勘探已经结束的地面上开工了。

考虑到在卢希安县老城的如此重要的发现,文物部门是谨慎的。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级作了汇报,说明了卢希安县古城的意义,并建议保护原址。上级很快批准了。“发现后,我立即决定保护和建造一个遗产公园。这种决策速度和保护它的决心,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罕见的。”孙萌说。

自从卢希安县的老城区再次出现后,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就开始了。京唐铁路和城际铁路的规划路线最初穿过城市遗址的西北部。为了保护城市遗址,新路线将在地下钻探,穿过城市底部。通湖路原本计划从中心穿过城市,未来将改道。

文物研究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

北京重大考古成果集中发掘始于2014年,北京文物局从那一年突然忙起来。

当年实施了《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对旧城内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旧城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项目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考古第一”的原则正式确立。

此后,建设单位申报的考古项目数量直线上升。北京文物研究所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回忆说,北京研究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考古学家的个人工作量增加了四五倍。

自2014年以来,张中华五年来只休了三天年假。“5+2”“白+黑”成了常态,白天在考古现场,晚上回单位查资料,做一些案头研究。

截至2018年,北京文物局为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已完成考古勘探1311处,考古勘探面积1.5677亿平方米,相当于对三环所有区域的勘探。

“考古发掘399处,发掘面积34.1万平方米,无论是工程数量还是考古面积,在全国首屈一指。”北京文物研究所所长白燕说。

在鲁县考古最忙的时候,已经有将近两个月没回家了。考古队在当地村民家附近租了一些房子,每间有四个铺位,八个人。

更大的挑战来自专业性。随着考古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盲区暴露出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从时代扩展到类型,遇到了很少接触的东西。”孙萌抓紧时间参加了城市考古培训班,到遗址所在地的其他地方学习,并邀请了全国各地最好的专家对遗址进行讲座和指导。

自2002年进入学院以来,孙萌的知识增长最快,与在校学习阶段相当。而且学到的知识都可以马上用上。

"北京考古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张中华说,不仅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护方法也越来越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对古代北京文化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北京考古的“好时光”

长期以来,与陕西等主要考古省份不同,北京的新遗址和成就并不耀眼。

然而,近年来,这些密集的考古发现催生了许多重要的考古成果。在过去的五年里,北京被选为最重要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4年延庆大庄客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汉代通州卢希安县古城遗址。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施工现场,发现清理墓葬300余座,出土文物400余件。

在世博会的建设范围内,发掘了1160座西汉至清朝的墓葬,出土了一批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丘侯军”字样的碑铭砖,以及银龟和“偏将军印”,为研究这里的军事设施提供了新的线索。

清代八大“铁帽王”之一的庄家族园林,是在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的,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批发掘的清代皇子园林。

北京考古学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现”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没有被广泛应用的新技术被大量引进,改变了北京考古的面貌。几乎所有新的考古技术和方法都被用于卢希安县老城和副中心的考古。

在六环路外,他们被批准使用无人飞行器进行航空摄影,并使用高空图像广泛了解历史文物和古代环境的分布规律,分析古代人类的生存、生产和生活,建立更具立体感和层次感的三维场地模型。

在圆明园遗址,他们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考古信息系统,录入了圆明园的所有考古资料,总结了成果和规律,为今后的考古决策和遗址保护提供了依据。

在京杭大运河通州段,2018年,他们调查了水下古沉积、运输和沉船,探索了京杭大运河水面下遗骸的埋藏和分布。这是近年来水下考古在北京的首次应用。

“应该说北京考古进入了一个好时期,这些大项目带动了一批考古学家的成长。”孙萌记得,在2014年之前,他每年只进行一两次挖掘,这相对容易。现在,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是其他省市的几倍。

201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时隔六年,再次评选出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其中北京文物研究所排名第一。

大遗址上的刺绣功夫

配合城建和重大工程的考古项目需要快速执行。大型遗址的考古和保护需要刺绣。

2017年,在圆明园碧碧楼前,重新发现一块刻有“玉体”二字的碎石和两个篆书的印章,印章上刻有“嘉庆御笔宝”。乳源嘉庆御笔的发现,证明了嘉庆皇帝重修乳源的历史事实,史料中的各种记载均有实物证明。

乳源是长春花园五个花园中最大的一个,是乾隆年间仿照江宁展园建造的。近年来,考古学家在乳源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使其成为圆明园遗址的代表性考古项目。

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2000年至-2004年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2013年进入第三大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

由张中华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了对中国北方江南园林的一个关键节点——乳源的考古工作,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才揭开整个面貌。要知道,如果园林总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整个圆明园就有300多万平方米。

"圆明园考古是一个一两百年的大工程."张中华说,圆明园地面上有86处可见遗迹,其中一些正在被环境侵蚀,因此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

大型遗址是一个综合考古发掘、遗产保护、展示和利用理念和实践的综合实验场,也是考古和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专门出台了《伟大遗址保护十三五规划》,其中写了促进圆明园遗址的展示和利用。

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项目在争分夺秒,而伟大遗址的保护要有时间的耐心。

目前,北京的主要遗址包括周口店遗址、圆明园、辽代延庆大庄客矿冶遗址群、刘立河商周遗址、汉代卢希安古城遗址、金代陵墓、长城等。北京文物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正在通过这些伟大的遗址实践现代考古和保护理念。

自2016年以来逐渐亮相的卢希安县老城区,已经成为北京的一个新的大遗址。在孙萌看来,这也将是北京第一个真正具有“考古感”的遗址公园。

中国的遗产公园建设没有标准模式,只有杭州良渚遗产公园相对成熟。孙萌认为,作为一座新发掘的古城,卢希安古城可以为北京未来遗址公园的建设探索经验。“比如未来的遗址公园会有一个公共考古部分,让公众可以见证甚至参与考古。”

考古过程对公众开放

公共考古是圆明园遗址的常态。圆明园考古遗址外,每天都有看客趴在隔离带上,看着勘探区的考古队员如何进行考古发掘,如何一层一层的刷掉沙子,揭开那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中的证据。

向公众开放考古遗址的提议最早是在2014年提出的,张中华对此表示反对。

原因是考古和研究事务每天都太忙,怎么能分出精力向公众解释呢?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考古学家肯定不舒服。

张中华冲突了整整一年,但公共考古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2015年,圆明园考古遗址开始向公众开放。又过了一年,他们与圆明园管理处合作,在网上直播考古现场。

2016年8月17日上午8点,圆明园元英关遗址考古遗址出现在直播屏幕上。考古学家用手铲将文物表面的土壤清理到一边,然后将土壤收集到编号的袋子中,检查土壤中是否有残留物。不到一个小时,三件琉璃构件被取出出土。

那是一个工作日。直播开始十分钟后,我的同事把手机递给了张中华。10多万人涌入直播室,评论褒贬不一。张中华立刻被感动了: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

此后,开放考古遗址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仅要习惯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作,还要回答“好奇宝宝”的各种问题。他们还走进学校、图书馆和社区,举办讲座和展览,面对面地讲述考古学家的生活。在图书馆的讲座中,从蹒跚学步的老人到小学生,每个人都坐在一起听张中华有趣的考古故事。

“他们发现考古学家并不神秘,也不特别,每个人都很普通。”张中华说。

如今,每年有近200万人参与圆明园的公共考古。在张中华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人们满足了好奇心,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考古学家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5月,清华大学新民用建筑工地上近百座坟墓揭幕。清华学生并没有放过身边发生的这件轶事,迅速发到微博热搜。当时的墓葬已经用围墙隔离,隔壁第六教学楼的高层可以俯瞰墓葬的窗户,成为最佳的观赏场所。

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不多,价值也不高。但它们出现在人口密集的高校,周围都是好奇的学生,考古队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群中有很多老师、学生和未来的同龄人。

张中华觉得这可能是普及公共考古学的最佳机会。

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考古队决定向师生开放现场,分享考古成果。为了不被专业老师和学生质疑,张中华作为一名翻译,做了精心的准备。最后,近300名师生在有序的组织下进入考古现场,而挖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在卢希安县古城遗址公园,未来的公众也将见证这个考古遗址。

找到鹿城已经三年了,孙萌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卢希安老城的工地上。现在遗址公园规划已经完成,城墙外一期绿化正在进行。

孙萌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通过考古了解这座城市。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进一步探索城市的组成和城市遗址的功能分区,希望找到城市中的道路,确定城门的位置。以道路为线索,找出是否有手工业区、政府机关、居民区等。,了解更多汉代这个县城的细节。

记者笔记

比考古成果更可喜的是,以圆明园为代表的考古遗址近年来对外开放。

随着公共考古问题越来越热,人们有机会接触神秘的考古工作。姗姗来迟的门终于出现了一条裂缝。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考古大国,但是像李记、裴文中、夏鼐、苏白这样的知名考古学家并不多,更不用说像孙萌、张中华这样的当代考古学家了。

这种认识的缺失,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实际的障碍。今年年初,在江苏扬州某考古遗址,考古人员被街道综合管理大队人员打伤,考古工作受阻。国家文物局宣布声援。这反映出社会对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的尊重不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

在这次采访中,我见到了北京文物局多位重大考古项目的领导。毫无例外,他们皮肤黝黑,衣着朴素,来去匆匆。他们不得不掐着时间去面试。

他们正在从地下挖掘另一个多彩的北京,北京考古的“大发现”时代也是他们向大众讲述考古的重要契机。不断产生成果的考古遗址,应该成为考古与大众之间的天然桥梁。

A12-a13版/新京报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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