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新闻]张富清的故事—— 两种态度待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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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玉米米饭、一盘豆渣和一盘炒青菜是张付青的晚餐。简单的饮食就像老人退休后的平静生活。

今天，张付青仍然住在他为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工作时分配的宿舍里。30年过去了，原本简单的装修已经陈旧不堪。泛黄的墙壁，斑驳的木门，拼凑的家具，黑乎乎的厨房，诉说着主人的勤奋。

过着简单的生活，张付青既满足又感激:我吃得好，过得好，比以前好很多倍，比贫穷的农民好得多。只要国家发展好，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

从县粮食局到乡镇领导，再到外贸局和中国建设银行，张付青在来凤县工作了30年，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要改善小家庭的生活条件。我是党的干部，不仅仅是一个小家庭的家长，我想做一些对大家都有用的事情。

为了每个人，张付青经常忘记他的家人。

来凤县教育委员会前主任向志春记得，他曾是张付青最小的儿子和女儿的小学班主任。每次去他家，餐桌上总是放着一样的东西:青菜，馒头，油茶汤。我在他家吃过不下十次，没见过肉腥。向志春笑着说，张付青当时是来凤县原毛东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老百姓眼里是个官员，但家里的伙食比某些社员差。

根据国家拥军优属的政策，张付青的妻子孙玉兰被招进供销社当公职，拿了一个铁饭碗。然而，在三年的困难时期，组织人员被彻底精简，时任来凤县前三湖区副区长的张付青首先动员妻子下岗。要完成精简的任务，就得从自己的脑袋里操作。如果你不太努力，怎么做别人的工作？

思想工作做得好，实际困难难解决。下岗后，孙玉兰为了贴补家用，做保姆，喂猪，捡柴火，打杂。回忆那段艰难的时光，孙玉兰不停摇头，煎熬，太苦，温饱，养孩子都是问题。

光靠父亲的工资是维持不了全家生活的。每次放学，我们都去捡煤，捡柴火，搬石头，或者帮我妈妈缝衣服。小儿子张建全回忆道。

当时，张氏一家住在茅东公社一座破旧的寺庙里，两个大人和四个孩子挤在一个20多平米的房子里。当时，张付青的大女儿患了脑膜炎，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留下了后遗症。这已经成为张付青生活中最令人遗憾的两件事之一。

另一个遗憾是，我没有看到我的母亲最后一次。

那是1960年的初夏，张付青收到了两封来自陕西汉中老家的电报，一封是他母亲病危，另一封是他母亲去世。那段时间他在三湖区主持一个重要的培训。他想等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去参观，但没想到会永远与自然分离。

很多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繁重，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同志都想回家探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他们不能要求组织和找麻烦。对他们的亲戚来说，做好工作是最好的回报。

只有做好大家的事，我们这个小家庭才能过得舒服。处理公、私的原则在张家严格执行，全家人都要遵守，不能麻烦组织。

高中毕业后，长子张建国想参加招聘。负责这项工作的张付青不仅封锁了儿子的信息，还要求儿子响应国家的号召，分散到窑洞公社的万亩林场；大女儿常年在医疗上花钱，他从不向组织伸手；小儿子读书学习的时候，许下诺言:我没有实力，不会帮你找工作。

张付青有四个孩子，生病的大女儿和这对老夫妇住在一起；最小的女儿是医院的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县干部。

有些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能灵活通融？

张付青回答说: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如果我以权谋私，怎么对得起党，怎么面对老百姓？(程元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