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曲：威权政治下的民主发育——政党转型的东南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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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此次马来西亚航班失联事件可疑漏洞丛生，阴谋论成为舆论主流。 其中，马来西亚政府当局的行动失速确实是重要的原因这让人想起几年前菲律宾香港游客事件的惨剧。 为什么东南亚各国的政府管理效率这么低？ 国家政治的首要作用之一是政党，但马来西亚政党在东南亚政治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

社会结构和政党变迁对政党制度的影响

民主主义的迅速发展不仅要求政党具有强大的组织、表达功能和运作能力，还必须建立民主规范的政党制度，建立平等竞争和平衡的政党之间的关系。

政党制度的民主程度，首要取决于第一政党民主机构的成熟度。 欧美政党之间的关系或政党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另一方面，主要政党基于纵向社会分裂，因此存在明显的利益差异和对立性。 另一方面，其主要政党是在基本完成民主革命的环境下建立在体制内的，因此其对立性不如后来的迅速发展国家强。 例如，尽管英国工党、自由党和保守党流传下来，但它们基于不同的阶级，长时间对立，但其党的上层和路线立足于维持体制。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结束，各政党的中间化更加突出。 各主要政党在基本路线没有根本差异的基础上，与竞争取得平衡。 但是，这些竞争符合维持体制的大体或宪政框架确定的边界，其政党制度是合作、竞争、平衡关系的反映。

3月16日，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右二岁)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记者提问

东亚政党制度从二战结束后，许多国家出现政党到现在分为三个或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至1960年左右，此时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建立不久，大多为多党制或两党制；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或者说一些国家至今，都是以一党为中心的政党制度时代，此时的政党制度虽然缺乏民主主义，但很有秩序。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或地区的政治变革后，大多实行多党制度，此时的民主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其运作的制度化水平不及欧美的政党制度。

东亚和欧美政党制度的不同客观上首要归因于阶级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和迅速的发展水平。 在欧美，尽管也存在着阶级、宗教、社会分裂，但其中产阶级化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大大削弱了这种纵向分裂及其分裂导致的政党间的对立。 但是在东亚，工业社会的首要特征——以前流传下来的社会结构的纵向分裂远不及西方，在短时间内超越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但是，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及其特征也同样不充分，以前流传下来的带有两极对立色彩的社会、宗教和政治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党对立仍然是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 一点主要政党仍然与自己产生的社会分裂边界一致，对吸引其他群体没有很高的期望和比较有效的动作。 这种与特定种族、宗教、等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政党，可能只是特定种族、宗教、阶级的代言人，造成了政党之间的对立和民主主义的缺失。

欧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一些变化，政党意识形态将忠诚从价值追求转变为忠诚和问题从大众型政党转变为组织比较松散的各方面政党，建立了稳定的政党制度 以前流传下来的大众型政党容易形成两极对立，社会结构横向分化后，其社会基础崩溃，问题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追求。 虽然不同的人关注不同的问题，但与过去相比，对问题的关注没有过去那么普遍，或者因为太多而分散了人们的焦点，只有在小人们中有很强的集中力，才很难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僵化的个人崇拜。

如果关注不同问题的选民觉得可以支持自己政党关心的问题，自己政党就会越来越受到支持。 这种支持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 另外，由于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数很少，政党很小，可能必须联合其他政党，或者在政党内形成不同的派系(如日本自民党)或兼容性很高的意识形态。 这将减少政党之间分裂和对立的可能性，并提高政党制度和稳定性。 这既可以不具有大众型政党所具有的对立性，也可以不引起普遍存在于地方性个人魅力型派别和政党中的、对全国性政党缺乏忠诚而导致的分裂。 (这是东亚政治转型国家和地区较为普遍的情况)保持比较广泛的社会集团的坚强但基本的忠诚，可以使党的领导人不受特定社会集团的制约。

据此认为，政党制度制度化和民主化水平提高的前提之一是，第一政党突破基于纵向社会分裂的社会束缚，成为社会集团支持和问题支持相结合的新政党，改变旧的政党结构和政党制度。 这个转变过程是以前流传下来的大众型政党，必须逐渐缓和与原阶级的联系，使自己不再是特定阶级的独特工具。 而且，必须扩大自身的支持基础，获取和主导各种支持者的政治倾向，尊重政党间公平竞争的大致情况。 这给各政党提供了争夺中间选民的动力，任何中间选民都不再履行对他们所属社会集团严格忠诚的义务。 欧美许多主要政党都发生了这一转变，东亚政党也发生了这一转变。

当然，无论对欧美还是东亚都不是简单的事件，一点政党也不容易达成这样的转变。 北爱尔兰的两个主要政党不容易脱离最初成立时所依赖的社会集团，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持续着激烈的对抗。 马来西亚也是如此。 其主要政党是沿种族边界确立的，历经70多年。 东亚各国在政治转型后出现的问题是，转型后，以前流传的僵化的全国忠诚迅速瓦解，但没有建立民主主义的忠诚和价值，被以前流传的完全没有地方忠诚和忠诚的好处所取代，政党和政党制度变得不稳定。

政治生活本身有内在的利益需求和竞争，政党体制是包容和规范这些利益表达和竞争的，不是消灭它们的工具。 在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崇尚竞争性的政党关系，但需要一定的规范和妥协。 在欧洲民主模式中，多体制包括越来越多的合作与协商，但其中有相当大的竞争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选择合作垄断，而不是企业在市场上竞争。 当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中没有人会单独取得胜利，而忽视一切去争取权力只会引起分裂时，他们会协调各自的活动，从而取得一致。 这种模式是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特别是比利时、荷兰、瑞士和奥地利的优势。 用这种合作和协商的方法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团结，通过联合形成了以无限期维持政权地位为目的的卡特尔政党体制。

事实上，所有政党间关系和政党体制都包含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如果把纯粹的竞争与纯粹的合作作为一条直线的两端，把各自的政党体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竞争与合作的程度以及相对于其他政党体制的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体制以什么方式影响政治行为、政党间关系和政府，取决于这个政党体制是以竞争性为主还是以协商性为主。 两党制由于主要政党少，容易协调与合作，因此经常通过强调竞争来维持平衡。 相反，多党制中政党众多，容易陷入竞争和混乱状态，难以协调和合作，因此通过经常强调协调和合作来维持平衡。 所以，两政党制度处于竞争与合作的协调和平衡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当程度上，马来西亚政党制度体现了这两个政党体制的状况，是这两个政党体制之一的混合体:一方面，由于反对派政党联盟与执政党进行激烈的竞争，体现了两党制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以种族分裂为基础的各政党组成的协商式执政联盟体现了多党制的合作优势，集竞争性和合作性于一身。 这个政党体制深刻而全面地体现了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关系，这是很难评价马来西亚是处于民主的巩固过程还是权威主义框架的理由。 / h// p/h /

一党的长期政权和民主主义的迅速发展

在一党长政下，多党政治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可能，民主主义的迅速发展越来越温和稳定，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这方面，可以关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 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已经统治了50多年，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度迅速，民主政治有很大进步。

根据政治变革理论，在市场经济中，人均gdp与政治变革有着重要的联系。 人均gdp越高，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越发达，越有可能发生政治变革。 虽然这不是政治变革的唯一因素，但从国内来看，这个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发现在人均gdp较高的水平上，除中东石油国家外，只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没有发生政治变革。 年，人均gdp马来西亚为2万美元左右，新加坡为5.5万美元左右。 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多党政治发展迅速。 中东石油国家之所以难以转型，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石油开采掌握在国家手中，没有培养出相应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

马来西亚:权威框架中的民主

那么，没有发生政治变革和长期政权的政党仍然维持政权的理由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使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取向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以适应本国的快速发展水平，是它们一党执政较长时期，使其权威主义适应社会经济巨大变迁的最重要原因。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是因为在积累了许多现代因素的基础上，统治者建立和培育了包容性和高效性的政治体制。 包容性表示，在以一党为中心的体制内，多党竞争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到高水平，有效地比较有效地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上意下达和下意进步方面较为流利。 马来西亚在这些方面比新加坡略低，但比许多国家高。 马来西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种族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党的多样性使政治体制更加包容和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的稳定。 如果在面临环境变迁的挑战时不能进行调整，自身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因此必须通过体制变革来适应这一变化。 在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等许多后来发展迅速的国家，包括过去两年伊斯兰国发生的政治变革，尽管有很多原因，但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很低，特别是适应性和包容性 转型前政治体制僵化，领导层和体制缺乏现代性，无法应对环境的挑战，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转型后无法承受多样的压力，不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那样相当能够接受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发生了变革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治快速发展的特色之一是在严格限制政治参与的基础上逐渐培养公民意识，进行制度创新以扩大民主。 现在看来这在客观上有很大的积极效果，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领导人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也不是有些国家在保证一党的权威主义体制比较稳定的基础上，逐渐放松管制，抑制政治参与，从而导致激烈的对抗和体制的崩溃。 民主主义的培养首先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和迅速发展，让媒体越来越中立，允许民众投票反对党，发表不同的言论，可以直接批评政府的政策。 其中新加坡的选区制度是体现这一特色的重要制度创新，不是抑制政治参与的迅速膨胀，压迫政治参与，而是通过提高政治参与的门槛来吸引有序的政治参与，在选民和反对党政治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促进了政治参与。

而政治调控的比较有效性也是制度化水平较高的重要表现，特别是政府效率高，比较有效地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上意下达和下意进步方面会更加顺畅。 政治清廉度也极高，这是政治运行是否具有较高制度化水平或法制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非常重要。 遏制腐败减少了许多社会矛盾，也减少了变革的压力。 腐败是非制度化运作的表现形式，第三波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与腐败有关，腐败证明体制制度化水平较低，这是无法遏制的。

马来西亚统治巫统的政治领袖们利用其政治体制和种族多元性，在政治快速发展的不同层面上比较有效地限制和培养了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限制是利用宪法和国家权力抑制反对党的迅速发展，前者规定了伊斯兰的政治特权地位，执政党利用执政的法律、媒体和政治权力制裁反对党领导人，限制反对党的迅速发展。 培养政治参与的首要表现是这种控制逐渐放松，可以容忍反对党的迅速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新加坡。 而且，马来西亚很好地利用了联邦制体制，让地方自治性容纳了更大的民主主义，但这种民主主义的迅速发展并没有越来越阻碍联邦政府的稳定。

问题和思考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国民阵线这一长期执政的政党近年来面临着反对党的有力挑战。 在新加坡年的总选举中，反对党获得39%的选票，6名议员和3名非选区议员当选，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马来西亚在2008年大选中在5个州取得胜利，由于其迅速发展，执政党政府推迟了新的选举。 那么未来的结果怎么样呢？ / h// p/p/h /

事实上，如上所述，现代政治变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温和性和稳定性是其重要的现象和趋势。 这在实践中和人们的心理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是民主化或政治变革是执政党、反对党和人民群众共同推进的，二是早期不仅是自下而上的，过去一段时间执政的政党在下台后不久重新执政 三是长期执政的政党下台并不意味着国家面临危机或受到重大冲击，社会和政治局面相对稳定。 四反对党上台后，没有压迫和迫害原执政党，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承认国家共治的局面，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官职，但官职的好处仅限于市场化国家的地位。 这些现象潜在地影响着未来实行民主化的国家人民的心理和实践。

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例，思考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变革的结果。 一旦解体了稳定的政治变革和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变革，意识到国家的强大是推进稳定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选择民主化的道路也许是明智的。 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泰国的民主化过程是在强大的政府和国家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比较稳定。 日本虽然借助外力，但也是由强国力量推进的民主化，1945年以后的民主化也很稳定。

强大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强大的政党，而是意味着国家具有强大的统治能力。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强势国家和弱势政党的政体，它们已经在体制内大幅发展民主，其政治变革已经基本稳定。 为了说明这些政体的下落和民主化为什么稳定，有必要探讨这样强大的政体的起源和现在的实际特征。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是民族主义的执政党建设的，这与中国和其他强大的革命政党以及多个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国家机器的方法大不相同。 两国强大的执政能力是殖民统治后期英国殖民当局和地方精英之间罕见的反对革命合作的产物。 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后，也必须利用殖民当局的军事力量包括警察力量进行统治，他们保存着而不是重新建立自己的行政系统。 因此，强国家先于马来西亚巫统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立和统治。

执政之初，巫统和人民行动党有点类似民族主义政党的是有很强的党组织，党和国家的领导是从党的组织中选拔产生的。 但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这种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人民行动党从党外市场经济成功者中选拔优秀人才经过短时间、集中考核和培训直接进入党的领导层，巫统在越来越多的多党内技术官僚中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 因为其国家领导层迅速完成了知识化和市场化的转变。 而且，党的组织也实现了变革，不是斗争的工具，而是越来越成为选举的工具。 这具有深远的意义，党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并执政，其分支或基层组织不需要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保存党的组织，而是成为专门的选举和动员机构。 行政系统是唯一执行国家权力的机关。

这样，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无论政党如何变化，国家权力的贯彻都不会受到影响。 换言之，执政党放松了自己的控制和权力，通过国家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控制。 这与执政伊始就没有建立高度的党政一体化的党国体制，不依赖党组织执政有很大的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制度的不断建立，是保证民主化稳定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源。 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某个阶段，政治参与和政治需求取决于政治觉醒的程度，而后者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取决于生活水平。 因此，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抑制人们政治参与的需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快速发展的一定阶段发挥作用，永远不会发挥作用。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坏都有可能发生政治变革。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居世界首位，人均GDP为5万美元，但在年5月的大选中，对执政党的不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但是对执政党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国家管理的无效，人们的不满是基于迅速发展、不断变化的要求，不能简单地说执政党和国家的管理有问题。 满足民主化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绝对是动态平衡，没有绝对的稳定性，绝对的稳定性的结果是绝对的不稳定和政体的崩溃。 另外，从新加坡的具体情况来看，也有一个因素是看到对执政党的约束不会削弱国家管理水平而投了反对党的票。 由此看来，现代国家治理是比权威主义治理更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可靠资源。

当权威主义被普遍视为必要的政治稳定器时，它是最强大的，但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个稳定器的合法性可能受到质疑。 在新加坡年总选举中，当李光耀在选举前再次采用这种武器，主张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带来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迅速发展时，反对党不仅指出民主也不能带来稳定，执政党领导人也认为不能再采用这种武器。 因此，在这次总选举中，人民行动党不再采用该选举基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权威主义主导下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培养了越来越成熟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而且几十年的民主选举也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中产阶级和普通选民的选举变得越来越合理 我们知道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是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和成熟。 另一方面，长时间的市场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新加坡很多人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也提高了。 另一方面，在有竞争性选举的环境中，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反对党也在迅速发展，不仅在吸纳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成熟。 这表明民众、执政党、反对党的民主意识大幅提高。 在新加坡年的大选中，围绕选举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各种政治力量和选民表现出了竞争中的理性和冷静。 他们说，他们不想看到一些国家发生的民主变成民粹主义的现象，也不想看到国会成为不同党派和政治家表演的舞台。 因为这样会严重损害政府的效率。 需要制度化合理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