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学家正坐在理论革新的金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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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林毅夫教授5月13-14日回国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林毅夫在网上向注意者发表，并首次在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官方微信号上发表】

文件/注意者网栏作者林毅夫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早上好。

我今天很高兴。 在这里举办我回国30周年的庆祝会和学术研讨会。 首先，我要感谢姚洋院长去年提议庆祝我30年的执教。 王勇，感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同事们非常隆重和有意义地举办了这次会议。 感谢这些年来许多师长朋友对我的帮助。 感谢这30年来“教育部长”的同学们。

今天在这里的很多朋友、同学来自外国，或者是刚拿到的繁忙工作，同时写文案回忆过去交往的点滴，谈谈这30年来交往的感触，这些都让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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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谈谈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快速发展和创新的看法吧。 我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放弃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抱有的《西天取经》信念。 其次，放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界如何创新？

这里，我想谈谈中国经济学界创新的三个来源。 1、中国的经验，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3、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然后，我想以我这几年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例，从这三个来源说明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快速发展。 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西天取经”

他经常说自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第六代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天朝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鱼肉”的列强欺凌的国家。 作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以前和我一样认为西方强大一定有他的道理。 也有《西天取经》的想法，到底要学习什么样的道理才能为国民的富裕做出贡献。

学习经济学是我最好的选择。 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界的经济民。 我觉得很幸运。 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有机会去了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殿堂的芝加哥大学学习。 那个时候，我特地把唐玄西天取经的拓本吊在卧室里学习。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时候，感觉收获很大。 因为所学理论逻辑非常严谨，因果关系非常清晰。 并且，可以清楚地说明用哪个因果逻辑来看待中国发生的问题。

例如，我在北大学习的时候经常听老师说，但也看到了自己接触的时候。 国有公司的工人没有积极性。 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 向芝加哥学习理论就很容易解释了。 因为当时中国推行八级工资制，所以好工作和坏工作没什么区别。 根据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与工资收入的高低无关，当然没有积极性，但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很合理的。

另外，比如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道理也可以看出，政府扭曲价格时，政府必须用行政规划的方法配置资源，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开放市场，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格，

所以，当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我认为这个经济学理论是有道理的。 把这个理论带到中国来，可以改造中国，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

西方的《经》不能解释中国的转型期经济现象 。

1987年回国时，我充满信心，认为自己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可以用这些理论来指点江山。

但是在1988年，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一年，中国发生了18.5%的通货膨胀。 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高的通货膨胀。 第二高的是1985年的8.8%。 18.5%的高通货膨胀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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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中国物价飞涨，图为中国某城市市民抢购食盐的场景

我们认为，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最先进的理论是应该提高利率。 这样投资的价格就会上升，投资的希望就会减少。 提高利率会增加储蓄的意愿，目前花费的意愿也会减少。 投资和支出都减少，总诉求减少，通货膨胀率下降。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很清楚的。 但是，中国政府当时不提高名义利率，采取通过行政手段的管理完善，以削减投资、项目的方式减少投资诉求。 结果，正如理论所料，出现了许多半途而废的工程，例如当时新的大部分酒店正在建设新的17层楼。 由于维修，这个项目被砍倒了，那座大楼一直没能关闭。 从这样的立场来说，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理智，使用的政策很愚蠢。

到时候，我就可以写文案推广了。 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不应该用完善的行政手段来管理通货膨胀。 但是，我认为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9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9%。 连续9年的高速增长，在转型中国家应该是绝对没有的。

当然亚洲四小龙也有过这样的高速增长，但他们是比较小、体制比较完善的经济体。 如果中国当时是一个大经济体，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那么政府的决策人无疑是合理的。 如果不理智，那就是“瞎猫遇到死老鼠”，只有一年高成长，两年高成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成长。

如果政府合理，为什么不用市场手段管理通货膨胀，而用行政干预的方法呢？ 后来了解得很清楚后，原因是当时有很多国有公司。 国有企业的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的领域，资本密集领域最重要的投资价格和经营价格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提高利率，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如果大型国有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政府该怎么办？ 只能给予财政补助金。 但是财政补助金增加的话财政赤字也会增加，所以必须增发货币以弥补财政赤字。 货币增发后是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

此时，我突然想到，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理论，假设所有公司只要经营管理就能盈利，只要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方法，通过市场竞争淘汰哪些管理不善的公司，提高经济效率，恢复市场平衡 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同，既然限制条件不同，合理的政策措施当然也不同。

1988年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 为了研究相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后来我经常说的中国问题，需要“常无”的精神。 必须抛弃现有的理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 决定者的目标是什么？ 有什么限制条件？ 然后，必须考虑决定者采取的措施。

其实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去了解了为什么有很多国有公司，为什么哪个国有公司大型，资本密集。 后来发现，其实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到孙中山、毛泽东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需要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 这些先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是一个贫穷的二白社会，资本不足。 在资本非常匮乏的经济中，建立资本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是违反比较特点的，这些公司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我生产能力。

既然没有自我生产能力，要建立它，就需要一系列的政府保护补贴，正如我和蔡昉、李周、我们共同写的《中国奇迹》一书中所述，由于快速发展的战术目标和经济现实的矛盾，宏观政策上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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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蔡昉、林毅夫、李周

得到上述认识，反省一下，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幸运。 中国政府可以解放思想，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推进改革。 我在美国读书、看书回来后，看了学术界整体的看法，计划经济效率很低，必须向市场经济过渡。 经济向市场转移，应该用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休克疗法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